一代书雄——毛泽东

                       甘肃临夏  马占禄

　　毛泽东作为一代书雄，是当今人们评论的热点，发现网上就毛泽东的书法讨论得是热火朝天，叫好的有，说坏的也不少。文化多元时代，普通大众发表些不同观点可以理解，毕竟他们不是专业书法工作者；而一些所谓的书法家针对毛泽东书法也分别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毛泽东是个书法家，但写毛体书法没有出路。”问其原因，曰：“只有经典的才有出路，领袖书体，在国展不便品评。”当问到教授们如何看待毛泽东书法时，或言辞闪烁，或曰书风狂放，伟人气魄，无法学习。周围人则窃窃私语，一脸不屑，似乎这样的问题多么不合时宜。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书坛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学术自由在当代书法界体现得多么淋漓尽致。即使抛开政治因素不讲，鼓吹三十年来中国书法在理论和创作上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的“专家们”，作为研究者是以何根据来评价毛泽东书法的？是出于个人喜好，标新立异，还是对政治进行报复抑或回避？我们在对一代书法家做出评价的时候，是就其书法艺术、代表作的影响力来讲，还是就其书界地位，抑或对书法界的贡献而言？这必然涉及一个评价基础和学术道德问题。

　　一、自成一家终以韵胜

　　所谓艺术，就是有美的感受，百看不厌。书法作为一门艺术，自有其艺术渊源和评价体系。评价一位书法家的历史地位，简而言之，无非就是：一、字写得好，风格鲜明；二、继往开来；三、代表作的影响力；四、对书法界的贡献。本文结合上述四个方面对毛泽东书法做一个简单的评价。

　　（一）毛泽东书法风格鲜明

　　针对毛泽东的书法风格，书法家、原中央办公厅研究室顾问陈秉忱曾经说过：“毛主席早年攻楷书，后来多行书，晚年则是行书和草书，凡此皆不拘于成规。通过毛主席阅读碑帖的情形和大量墨迹来看，我个人的体会，他以晋唐楷书和魏碑锤炼了书写的功力，进而吸收‘二王’行书的长处，再则十分喜爱怀素、孙过庭的草书，同时博览群帖，这样浇灌滋润出毛主席独创一格的书法艺术之花。”

　　就整体形象而言，毛泽东书法风格鲜明，个性十足，气势之豪迈，就是与史上有名的张旭、怀素、黄庭坚相比也毫不逊色，同时代的书法家于右任、沈尹默、吴玉如、林散之、沙孟海等与之相比则相形见绌。在这里，我们说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书法家，不是指他作为政治家之余的书法家，而是就其书法本身而言的伟大。他对艺术的真诚和创新，其书法常常充盈着对现实的高度关注以及对人民和生活的热爱，为了一个报头，毛泽东常常三番五次地书写，若干年后感觉不满意还可再写，其治学态度之真诚令人感动。

　　有人说，由于毛泽东所处的政治位置和惊涛骇浪的政治经历让他可以拥有磅礴的气势，但是并非书香世家出身和小农经济家庭氛围以及其个性，特别是他把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于夺取政权和建设国家等原因，致使他的书法作品在技法上欠缺学院派婉约细腻的专业底蕴，甚至有点牵强潦草之嫌，且风格过于强烈，未可学也不易学。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相对于古来那些主要以书法见长的书家而言，毛泽东书法在笔法上确有失精到之处，但那些书法家在境界气魄上却又与毛泽东的书法作品相去甚远，何况还有个比较对象的问题。毛泽东题写的高校牌匾、各大媒体的报头书法，其功力、法度、意韵都是令人拍案叫绝的。已出版的《毛泽东书法大字典》上有毛体单字与历史上著名书法家墨迹的比较，相信读者自会有明确的判断。

　　（二）继往开来的毛泽东书法

　　谈到书法，就要说到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有知名专家说：“要做一位名垂青史的大书法家，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继承性，就是延续过去悠久的历史传统，并有所扬弃，公认字写得好。第二，开拓性，自出机杼，成一家之风貌。舍其一则不足以称为一代书家。在这两方面，毛泽东都胜任有余——他的颜体、欧体功力扎实，怀素书法风格明显。对于书法上的创新，毛泽东知行合一，他的书法出于怀素，人称“毛体”，举世公认。

　　谈到书法的继承性，我们要防止两个问题：一是厚古薄今，食古不化；二是没有基础地胡乱创新。针对食古不化者，毛泽东曾说过：“如果每个人写的字都和字帖上某家的字一模一样，那书法就停滞不前，没有发展了。”事实上也不可能一样，启功曾说，人人若笔法一样，法院也就不会依此断案了。著名画家齐白石则以亲身经历谈到创新，他曾辛辣地指出：

　　刻印，其篆法别有天趣。胜人者，唯有秦汉人。秦汉人有过人处，全在不蠢，胆敢独造，故能超出千古。余刻印不拘前人绳墨，而人以为无所本。余常哀时人之蠢，不知秦汉人，人子也，吾侪，亦人子也，不思吾侪有独到处。如令昔人见之，亦必钦佩。

　　这个“蠢”字用得极好，骂尽了一切保守主义、食古不化者。

　　（三）毛泽东对书法界贡献巨大

　　20世纪50年代，文艺界不少人士不把书法当作一门艺术，理由是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绝大多数都没有把书法列入艺术门类的。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书法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毛泽东知道后，责问文联领导：“多一门艺术有什么不好？”在他的关注和鼓励下，全国才涌现出一批有很高知名度的书法大家，如郭沫若、舒同、沈尹默、沙孟海、赵朴初、林散之、启功等。事实上，这些人的字过去写得都很好，只是养在深闺人未识。

　　关于十年“文革”对中国书法的推动，曾任中国书协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的书法家周俊杰回忆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书法开始复苏了。当时的情况是：每个人都要写大字报，在机关单位别的东西没有，却有用不尽的纸、墨汁、毛笔。不同字体的大字报贴在街上，可谓书法的大展示。那些年代整个中国除了毛泽东肖像、语录之外，就是他放大了的《满江红》等书法作品，十亿多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一次高水平的书法普及教育。另外，当时人们在那个状态下没事干，思想空虚，很多人就开始偷偷拿起字帖写字。所以在“文革”时，很多二三十岁的人都是在老一辈的影响下开始学习书法的。

　　时至今日，当大部分书写工具被键盘和拇指所替代，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至上，拜金之风盛行的今天，全国各级书协会员达数百万之众，他们上寻甲骨秦篆，中游魏晋汉唐，下觅摩崖石刻，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各种书法研究会如雨后春笋，一片蔚然，中国书法散发出独有的魅力。

　　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确实不应该忘记毛泽东对中国书法的推动和贡献。

　　二、百花能否齐放

　　《唐朝名画录》记载了开元年间的一段逸闻。其时，画圣吴道子、草圣张旭和擅长舞剑的裴旻将军邂逅东都洛阳。于是乎，中国书画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幕上演了：将军舞剑，气贯长虹；张旭狂草，风起云涌；吴生奋笔，有若神助。东都洛阳，万人空巷，天宫寺内，观者云集。都邑士庶皆云：“一日之内，获睹三绝，三生有幸矣。”后世论者在谈起这段轶闻佳话时，都把观察的目光聚集在舞剑、绘画、书法这三种不同门类的艺术在审美意趣上的一致性上，却独独忽略了为什么会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中华民族艺术天空上闪烁着一颗又一颗熠熠的明星。

　　历史学家讲，一个时代的艺术能否有大的发展，将基于两种情况：一种是百花齐放。如果各种各样的艺术观点、风格都能够展现出来，那么这个时代的思想、艺术就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另一种是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期，孕育了多少大家：老子、庄子、孔子、墨子、韩非子……一个个名字如雷贯耳。当时人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在相互对立、论辩甚至是攻击的情况下，才出现这么多的大思想家，创造了文化盛世。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1965年毛泽东对“兰亭论辩”的鼓励、支持甚至参与，为我们树立了学术典范。当今，在书法领域倡导“双百”方针，就是要做到艺术形式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在坚持主流的同时，鼓励不同艺术和风格的自由发展，不同观点自由讨论，互相尊重、取长补短。的确我们需要有长于考证的学人，更期望目光四射的思想者。

　　这二十多年来，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的理论家将太多的精力放在了“历史的天空”上，书不魏晋，归于野途，其他则等而下之；书学文章只有考据、赞歌、辉煌，没有批评、鞭挞；对于艺术家只能说“才华横溢”，否则就上法院告你降低当事人的社会评价；创作者们则看到了书法是一种“时空”艺术，忘记了书法应具有艺术性和实用性两种属性。虽然我们在“时空”的探索和实践上有了可贵的进展，但却忽略了书法在新时代应具有的社会责任，致使书法艺术在发展中距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我们沾沾自喜于线条的挺拔，构成的巧妙和情感的宣泄，沾沾自喜于用墨的干湿变化乃至强烈对比，沾沾自喜于豪放大气的评价，没有温婉玉润，结果忘记了读者、大众，沦落为展览和其他媒体上的视觉快餐，沦为商家操作的剩汤。我们专注于达官贵人的邀请，却总是那样的一厢情愿，每次宣泄之后，剩下的就只有那凋落满地的花瓣和清凉；以至于书法变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了“遗产”，还不清醒，依然在举杯庆贺；当若干年过去，当喧嚣的大潮退后，我们才发现，一些所谓的时代“弄潮儿”原来只穿了一条短裤冻得瑟瑟发抖站在后人的面前……

　　每人都有喜欢与崇拜的自由，但不能把自己的喜好强加给别人，动辄封杀或冷冻暴力。试想过去的“摩崖石刻”、“汉隶”，哪个不是从“野狐禅”走过来的？我们不能口头宣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脚底下尽是“潜规则”。我们在忽略这样一个人，确立一个新的主张的时候，既不要厚古薄今，也不要厚今薄古，更不要妄自菲薄，一定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因为历史是基于事实的学问，历史的叙述离不开事实，历史的评价同样离不开事实，只有全面客观地反映历史的事实和本来面目，才能更好地总结近现代书法史的经验教训，才能有所进步！

　　三、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经典作品

　　2008年北京奥运会闭幕前夕，全国政协组织了一场为奥运会闭幕式而创作的书法盛会。国内书法界稍有名头的艺术家们，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与《唐朝名画录》记载的张旭等在东都洛阳天宫寺内即兴泼墨的盛况类似，不同的是这次盛会多多少少带有一点儿“擂台赛”的意味。各路大师，笔走龙蛇，挥毫献技，隶、篆、楷、行、草，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大师们用尽所有的书写方式，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海洋中寻章摘句，虽则华章灿灿，满殿生辉，但与奥组委的要求相比，却总有遗憾。据现场参与者回忆说，当其时也，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毛体书法家不动声色地出场，改变了这种尴尬的场面。他以毛体书法固有的狂傲、豪放、目空一切的气质，书写了一幅特大号的“天下和”，成为奥运会闭幕式选用的书法作品。

　　伟人已逝，三十八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现在重温毛泽东书法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书法能否迎来一个新的30年呢？

一代书雄——毛泽东

                       甘肃临夏  马占禄

　　毛泽东作为一代书雄，是当今人们评论的热点，发现网上就毛泽东的书法讨论得是热火朝天，叫好的有，说坏的也不少。文化多元时代，普通大众发表些不同观点可以理解，毕竟他们不是专业书法工作者；而一些所谓的书法家针对毛泽东书法也分别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毛泽东是个书法家，但写毛体书法没有出路。”问其原因，曰：“只有经典的才有出路，领袖书体，在国展不便品评。”当问到教授们如何看待毛泽东书法时，或言辞闪烁，或曰书风狂放，伟人气魄，无法学习。周围人则窃窃私语，一脸不屑，似乎这样的问题多么不合时宜。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书坛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学术自由在当代书法界体现得多么淋漓尽致。即使抛开政治因素不讲，鼓吹三十年来中国书法在理论和创作上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的“专家们”，作为研究者是以何根据来评价毛泽东书法的？是出于个人喜好，标新立异，还是对政治进行报复抑或回避？我们在对一代书法家做出评价的时候，是就其书法艺术、代表作的影响力来讲，还是就其书界地位，抑或对书法界的贡献而言？这必然涉及一个评价基础和学术道德问题。

　　一、自成一家终以韵胜

　　所谓艺术，就是有美的感受，百看不厌。书法作为一门艺术，自有其艺术渊源和评价体系。评价一位书法家的历史地位，简而言之，无非就是：一、字写得好，风格鲜明；二、继往开来；三、代表作的影响力；四、对书法界的贡献。本文结合上述四个方面对毛泽东书法做一个简单的评价。

　　（一）毛泽东书法风格鲜明

　　针对毛泽东的书法风格，书法家、原中央办公厅研究室顾问陈秉忱曾经说过：“毛主席早年攻楷书，后来多行书，晚年则是行书和草书，凡此皆不拘于成规。通过毛主席阅读碑帖的情形和大量墨迹来看，我个人的体会，他以晋唐楷书和魏碑锤炼了书写的功力，进而吸收‘二王’行书的长处，再则十分喜爱怀素、孙过庭的草书，同时博览群帖，这样浇灌滋润出毛主席独创一格的书法艺术之花。”

　　就整体形象而言，毛泽东书法风格鲜明，个性十足，气势之豪迈，就是与史上有名的张旭、怀素、黄庭坚相比也毫不逊色，同时代的书法家于右任、沈尹默、吴玉如、林散之、沙孟海等与之相比则相形见绌。在这里，我们说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书法家，不是指他作为政治家之余的书法家，而是就其书法本身而言的伟大。他对艺术的真诚和创新，其书法常常充盈着对现实的高度关注以及对人民和生活的热爱，为了一个报头，毛泽东常常三番五次地书写，若干年后感觉不满意还可再写，其治学态度之真诚令人感动。

　　有人说，由于毛泽东所处的政治位置和惊涛骇浪的政治经历让他可以拥有磅礴的气势，但是并非书香世家出身和小农经济家庭氛围以及其个性，特别是他把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于夺取政权和建设国家等原因，致使他的书法作品在技法上欠缺学院派婉约细腻的专业底蕴，甚至有点牵强潦草之嫌，且风格过于强烈，未可学也不易学。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相对于古来那些主要以书法见长的书家而言，毛泽东书法在笔法上确有失精到之处，但那些书法家在境界气魄上却又与毛泽东的书法作品相去甚远，何况还有个比较对象的问题。毛泽东题写的高校牌匾、各大媒体的报头书法，其功力、法度、意韵都是令人拍案叫绝的。已出版的《毛泽东书法大字典》上有毛体单字与历史上著名书法家墨迹的比较，相信读者自会有明确的判断。

　　（二）继往开来的毛泽东书法

　　谈到书法，就要说到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有知名专家说：“要做一位名垂青史的大书法家，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继承性，就是延续过去悠久的历史传统，并有所扬弃，公认字写得好。第二，开拓性，自出机杼，成一家之风貌。舍其一则不足以称为一代书家。在这两方面，毛泽东都胜任有余——他的颜体、欧体功力扎实，怀素书法风格明显。对于书法上的创新，毛泽东知行合一，他的书法出于怀素，人称“毛体”，举世公认。

　　谈到书法的继承性，我们要防止两个问题：一是厚古薄今，食古不化；二是没有基础地胡乱创新。针对食古不化者，毛泽东曾说过：“如果每个人写的字都和字帖上某家的字一模一样，那书法就停滞不前，没有发展了。”事实上也不可能一样，启功曾说，人人若笔法一样，法院也就不会依此断案了。著名画家齐白石则以亲身经历谈到创新，他曾辛辣地指出：

　　刻印，其篆法别有天趣。胜人者，唯有秦汉人。秦汉人有过人处，全在不蠢，胆敢独造，故能超出千古。余刻印不拘前人绳墨，而人以为无所本。余常哀时人之蠢，不知秦汉人，人子也，吾侪，亦人子也，不思吾侪有独到处。如令昔人见之，亦必钦佩。

　　这个“蠢”字用得极好，骂尽了一切保守主义、食古不化者。

　　（三）毛泽东对书法界贡献巨大

　　20世纪50年代，文艺界不少人士不把书法当作一门艺术，理由是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绝大多数都没有把书法列入艺术门类的。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书法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毛泽东知道后，责问文联领导：“多一门艺术有什么不好？”在他的关注和鼓励下，全国才涌现出一批有很高知名度的书法大家，如郭沫若、舒同、沈尹默、沙孟海、赵朴初、林散之、启功等。事实上，这些人的字过去写得都很好，只是养在深闺人未识。

　　关于十年“文革”对中国书法的推动，曾任中国书协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的书法家周俊杰回忆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书法开始复苏了。当时的情况是：每个人都要写大字报，在机关单位别的东西没有，却有用不尽的纸、墨汁、毛笔。不同字体的大字报贴在街上，可谓书法的大展示。那些年代整个中国除了毛泽东肖像、语录之外，就是他放大了的《满江红》等书法作品，十亿多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一次高水平的书法普及教育。另外，当时人们在那个状态下没事干，思想空虚，很多人就开始偷偷拿起字帖写字。所以在“文革”时，很多二三十岁的人都是在老一辈的影响下开始学习书法的。

　　时至今日，当大部分书写工具被键盘和拇指所替代，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至上，拜金之风盛行的今天，全国各级书协会员达数百万之众，他们上寻甲骨秦篆，中游魏晋汉唐，下觅摩崖石刻，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各种书法研究会如雨后春笋，一片蔚然，中国书法散发出独有的魅力。

　　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确实不应该忘记毛泽东对中国书法的推动和贡献。

　　二、百花能否齐放

　　《唐朝名画录》记载了开元年间的一段逸闻。其时，画圣吴道子、草圣张旭和擅长舞剑的裴旻将军邂逅东都洛阳。于是乎，中国书画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幕上演了：将军舞剑，气贯长虹；张旭狂草，风起云涌；吴生奋笔，有若神助。东都洛阳，万人空巷，天宫寺内，观者云集。都邑士庶皆云：“一日之内，获睹三绝，三生有幸矣。”后世论者在谈起这段轶闻佳话时，都把观察的目光聚集在舞剑、绘画、书法这三种不同门类的艺术在审美意趣上的一致性上，却独独忽略了为什么会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中华民族艺术天空上闪烁着一颗又一颗熠熠的明星。

　　历史学家讲，一个时代的艺术能否有大的发展，将基于两种情况：一种是百花齐放。如果各种各样的艺术观点、风格都能够展现出来，那么这个时代的思想、艺术就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另一种是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期，孕育了多少大家：老子、庄子、孔子、墨子、韩非子……一个个名字如雷贯耳。当时人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在相互对立、论辩甚至是攻击的情况下，才出现这么多的大思想家，创造了文化盛世。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1965年毛泽东对“兰亭论辩”的鼓励、支持甚至参与，为我们树立了学术典范。当今，在书法领域倡导“双百”方针，就是要做到艺术形式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在坚持主流的同时，鼓励不同艺术和风格的自由发展，不同观点自由讨论，互相尊重、取长补短。的确我们需要有长于考证的学人，更期望目光四射的思想者。

　　这二十多年来，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的理论家将太多的精力放在了“历史的天空”上，书不魏晋，归于野途，其他则等而下之；书学文章只有考据、赞歌、辉煌，没有批评、鞭挞；对于艺术家只能说“才华横溢”，否则就上法院告你降低当事人的社会评价；创作者们则看到了书法是一种“时空”艺术，忘记了书法应具有艺术性和实用性两种属性。虽然我们在“时空”的探索和实践上有了可贵的进展，但却忽略了书法在新时代应具有的社会责任，致使书法艺术在发展中距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我们沾沾自喜于线条的挺拔，构成的巧妙和情感的宣泄，沾沾自喜于用墨的干湿变化乃至强烈对比，沾沾自喜于豪放大气的评价，没有温婉玉润，结果忘记了读者、大众，沦落为展览和其他媒体上的视觉快餐，沦为商家操作的剩汤。我们专注于达官贵人的邀请，却总是那样的一厢情愿，每次宣泄之后，剩下的就只有那凋落满地的花瓣和清凉；以至于书法变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了“遗产”，还不清醒，依然在举杯庆贺；当若干年过去，当喧嚣的大潮退后，我们才发现，一些所谓的时代“弄潮儿”原来只穿了一条短裤冻得瑟瑟发抖站在后人的面前……

　　每人都有喜欢与崇拜的自由，但不能把自己的喜好强加给别人，动辄封杀或冷冻暴力。试想过去的“摩崖石刻”、“汉隶”，哪个不是从“野狐禅”走过来的？我们不能口头宣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脚底下尽是“潜规则”。我们在忽略这样一个人，确立一个新的主张的时候，既不要厚古薄今，也不要厚今薄古，更不要妄自菲薄，一定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因为历史是基于事实的学问，历史的叙述离不开事实，历史的评价同样离不开事实，只有全面客观地反映历史的事实和本来面目，才能更好地总结近现代书法史的经验教训，才能有所进步！

　　三、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经典作品

　　2008年北京奥运会闭幕前夕，全国政协组织了一场为奥运会闭幕式而创作的书法盛会。国内书法界稍有名头的艺术家们，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与《唐朝名画录》记载的张旭等在东都洛阳天宫寺内即兴泼墨的盛况类似，不同的是这次盛会多多少少带有一点儿“擂台赛”的意味。各路大师，笔走龙蛇，挥毫献技，隶、篆、楷、行、草，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大师们用尽所有的书写方式，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海洋中寻章摘句，虽则华章灿灿，满殿生辉，但与奥组委的要求相比，却总有遗憾。据现场参与者回忆说，当其时也，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毛体书法家不动声色地出场，改变了这种尴尬的场面。他以毛体书法固有的狂傲、豪放、目空一切的气质，书写了一幅特大号的“天下和”，成为奥运会闭幕式选用的书法作品。

　　伟人已逝，三十八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现在重温毛泽东书法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书法能否迎来一个新的30年呢？

毛泽东书法精神本质论确定了毛泽东既是一个绝代佳人的书法家又是一个震撼书坛的书法理论家

　 甘肃省临夏监狱---马占禄

　　“一唱雄鸡天下白”。毛泽东的笔就是一支开天辟地的圣笔：他写下去的是思想与艺术，随之而站起来的是中国人的信念与灵魂。如果说毛泽东作为一个诗人赢得了中国，那么，作为一个书法家与思想家，他以千万墨迹雄文，影响震撼了整个世界。

　　书法的本身是激励人们奋发向上。它的表面是书写技巧的展现，而其本质则是人格精神的折射。书法虽然并不完全等于精神，但书法的本质就是精神。书法表现着书家的精神，不是表现进步的革命的精神，就是表现落后的保守的精神；不是表现刚毅勇武的精神，就是表现卑怯软弱的精神。人如其书，字如其人，自古及今，概莫能外。

　　毛泽东是五千年来中华民族最杰出的领袖人物，毛泽东思想代表着现代中国最伟大的革命思想，毛泽东书法归根到底是他革命精神的艺术再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雄心壮志，献身革命的事业、坚定革命的信念，就是其书法的本质灵魂。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句看似漫不经心的戏言：“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的四大家族。”中国革命的胜利史证明，他确实做到了。实际上，毛泽东不仅用文房四宝打败了八百万国民党军队，还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国主义和强大的美帝国主义。

　　对于情系中华、心忧天下、雄才伟略的毛泽东，以“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为自我追求写照的，同样具有强烈救世情怀的革命诗人柳亚子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实事求是、洞见真相的评论：“中共方面，毛润之一支笔确是开天辟地的神手。”

　　柳亚子当然说对了。毛泽东的笔就是一支开天辟地的大笔：他写下去的是思想与艺术，随之而站起来的是中国人的信念与灵魂。如果说毛泽东作为一个诗人赢得了中国，那么，作为一个书法家与思想家，他以千万墨迹雄文，影响震撼了整个世界。

　　一、毛泽东书法是革命之魂与革命之象的根基

　　毛泽东书法是革命之魂与革命之象的辩证统一。唐·张怀瓘在《六体书论》中提出：“书者，法象也。”这里的“法象”是指法自然万象——写鸟兽之行，状山川之貌，是古代书家的追求；毛泽东书法的兴趣则远不止于此。它更倾向于法社会之象，民族之象，国家之象，终归于法革命之象。何为革命之象?革命之象就是革命之魂的物化表达：毛泽东书法以速度极快、瘦硬精神、长枪大戟、外耀锋芒为重要特色，有云起涛涌之征，龙蛇战斗之象，表现了革命领袖的激*情与创造、无畏与牺牲。唐·李世民《指意》中说：“夫字以神为精魂，神若不和，则字无态度也。”我们说，书法以精神为魂，精神不强，则书法就没有气势。毛泽东书法，以至正至强之革命精神为魂，立擎天济世之志，现王者莅临之象，常字斜骨正，错落有致，正气沛乎苍穹，大气浑然天成。清·刘熙载《艺概·书概》中说：“书者，如也。如其志，如其学，如其才，总之曰如其人也。”书如其人，如同其志向，如同其学问，如同其才华。进而言之，毛泽东书法，如同其革命之灵魂，如同其革命之形象，这正是其革命人生的艺术写照。

　　毛泽东书法，在以革命之魂写革命之象的同时，也从革命之象即革命的客观现实事物中汲取创作的灵感与启示。这就是古人所主张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毛泽东书法造诣极深，固然是他“神游书海、目览千帖”，刻苦学习、不懈师古的结果；同时，也是和他善于从革命生活中吸取现实之美分不开的。1958年，在为《红旗》杂志题写刊名时，毛泽东一口气写了十多幅。其中一幅旁还有一小注：“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从画红旗到写红旗，这正是其革命之魂从革命之象中汲取创作的灵感与启示的生动体现。这也是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基础的。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诗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昔者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即公孙可知矣。”对此，毛泽东早在1937年就说过：杜甫这段话说出了舞蹈、戏剧等艺术与书法艺术相通，是至理名言。1

　　二、毛泽东书法是革命之形与革命之势的精神

　　毛泽东书法是革命之形与革命之势的相融合。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提出，书法是一种有形之学，有形才有势：“盖书，形学也。有形则有势。”书法中形与势的辩证关系是：形以势立，势愈壮而形愈健；势因形出，形愈健而势愈壮。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其人乃扭转乾坤之威武，其书是革命精神之文字，其军以军事战书胜刀枪（1）。如果说“世间无物非草书”(清·翁方纲《题徐天池水墨写生卷》)，那么，对于毛泽东而言，就是“纸上无字不革命”：彰革命之形，起革命之势——其形豪迈雄奇，瘦硬通神；其势云水翻腾，风雷激荡。

　　书法是无声的音乐，辩证的交响，精神的建筑，充满了辩证的思想与精神。毛泽东本人就曾经说过：“字的结构有大小、疏密，笔画有长短、粗细、曲直、交叉，笔势上有虚与实、动与静，布局上有行与行间关系，黑白之间的关系。你看，这一对对矛盾都是对立面的统一啊!既有矛盾又有协调统一，中国书法里充满了辩证法呀!”毛泽东是辩证法的应用大师、创新大师，毛泽东书法是中国书法辩证艺术表现的巅峰，其形其势，完全堪称是豪放与婉约、壮美与神奇的辩证统一，也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革命浪漫主义的辩证统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书法，虽霸王挥鞭，不足以言其壮；虽游云惊龙，不足以言其奇。

　　怎样更具体、更深入地认识毛泽东书法作品中的革命之形与革命之势?这里举例言之。有学者对毛主席手书的《满江红·和郭沫若》这首词做过精彩的赏析：开笔“满江红”三字，浓墨重笔，高大伟岸；“和郭沫若”四字，温和飘逸，犹如挚友面谈，十分亲切。“小小寰球”，轻若寒烟，飘飘欲仙，体现了其运天下于掌上的气魄；“有几个苍蝇碰壁”以下，“字体奇大奇小，用笔奇重奇轻，笔画粗细相间，枯润交替，将赫鲁晓夫之流的丑态刻画得淋漓尽致。”而“正西风落叶下长安”，既写实又写意，象征着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发起了对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强大反击。最后以“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大笔落墨，结束全篇。整幅书法之节奏韵律随诗词内容和书写情绪而忽起忽伏，大开大合，最后止步于浓墨重彩的高潮。如此以极尽夸张、自由奔放之形，成雄浑壮美、激越轩昂之势，真正是“纸上无字不革命”，令人回肠荡气，兴味无穷。

　　三、毛泽东书法是革命心法与革命心境的源泉

　　毛泽东书法是革命心法与革命心境相融合。有人说，“书法即心法，写字即修行。”我们说，“书境即心境，形象即精神。”书法犹如心法，可伸张至伟至大之本性；书境犹如心境，可抒写至正至强之精神。但不同书家之心法与心法，心境与心境，亦有着相当大的不同。只有立擎天之志，起王者之气，发明本心，自作主宰，此等书家才能驾驭心法成就至高的书法，驾驭心境成就至高的书境，才可以称得上书法的真正主人。清·傅山《霜红龛集》中说：“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字随人走，人与字通，奇崛不俗之为人，正是书法高洁古朴的源泉。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革命之奇人，一个顶天立地的革命领袖。明代项穆说：“柳公权曰：心正则笔正。余今曰：人正则书正。”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心正笔正、人正书正的“圣人书法家”，他的书法抒写的是他至正至强的灵魂。

　　不仅如此，古人书法之所谓惊天地泣鬼神，往往代表着其个人与宇宙的精神互动；作为革命领袖的毛泽东的书法之动天地之心、夺鬼神之魄，则完全突破了个人主义的任何藩篱，达到了以人的精神、民族精神、国家精神甚至全人类之精神，与宇宙的坦然对峙与强劲交融。进而言之，毛泽东的心法，是战争的磨练和深广的学养，坚韧的意志和雄强的思想，浪漫的情怀和伟大的信念相结合；毛泽东的心境，是千里雪原与万里长江，雄关漫道与烈风红旗，高山大海与小小寰球的辩证统一。在这样的心法心境下，毛泽东书法的代表作，无一字不精神，无一篇不革命!正所谓：囊括大千世界之万殊，裁成革命精神之实相!其以内外贯通、人我大同的彻底革命之法，达自己至正之情性，形人民至真之哀乐!又以为人民服务、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革命领袖之志，与民心万古，与天地同流!

　　正是在这样的革命心法与革命心境的共同作用下，毛泽东书法体现出“雄浑豪放，字字精神”、“主大地之沉浮，不拘一格”的独特而强烈的艺术特色。对此，毛主席的干女儿、毛体书法家李静这样说道：“主席的书法从形成书风到深化升华，后到步入巅峰，不论是题字、题词和写书信，哪怕只是写上两个字，或一个短句，或几句短文，都‘雄浑豪放，字字精神’。这是他老人家书法整体气氛的主线。这条主线，尤其是进入上个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就更加突出了。”比如毛泽东手书的“向雷锋同志学习”这几个大字，写下来气势豪迈奔畅，不拘一格,第一第二两个字连用行书，其余几个字都用草书，且字字相连。

　　四、毛泽东书法是革命情怀与革命事业希望

　　毛泽东书法是革命情怀与革命事业的有机结合。东汉蔡邕在其《笔论》中曾经提出抒情至上的书法美学命题，认为繁杂的事务是写好书法的大敌。他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唐·欧阳询《传授诀》中说：“最不可忙，忙则失势”，强调用笔最忌快，快了就会失去气势。现在看来，他们的书论是过于中规中矩甚至主观主义，有书呆子气而全无革命实践斗争支持的。与此相反，毛泽东书法往往是其完成繁杂艰巨的革命事业的历史产物，它们以诗词、语录、信笺、口号和题词等表现形式，尤其特殊的是它们以极高的书写速度，最大程度地发挥了汉字书法的实际功用，体现了革命情怀与革命事业的辩证统一。毛泽东草书、狂草书速极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超人的胆识，伟人的气势，深厚的功力，饱满的情怀，娴熟的手法，书写内容的熟悉，尤其是革命事业斗争的迫切需要。而书速极高正是草书艺术高度成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标志。

　　中国著名毛体书法家、数十年锲而不舍以毛体书法抄写上千万字主席文章的，原湖北省毛泽东书法艺术研究会会长宋明政老师，曾以独到的体悟分析了毛泽东书速极高的深层原因： “在超负荷的长时间工作中，毛泽东的书法，便不知不觉出现了各种不同倾斜度、不同方向的倾斜书体。”“就是他字体的倾斜大大提高了书速工效。”“毛泽东同志正是在领导中国伟大革命的同时，改革自己的学习方法，改革自己的字体结构，才从中节约出大量的时间，无形延长了自己的有限生命，为中国和世界，为整个人类，留下了如此众多的珍贵墨迹，留下如此伟大宏富的精神财富。”

　　如上所论，毛泽东书速极高的深层原因，归根到底是由于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革命斗争的需要，正是这样的需要又催生出毛泽东书法艺术的另一个卓越特点，那就是：“他的书体形式能始终为其书写内容服务，且能随书写内容的不同而不同，变化而变化，使之与书写内容达到了完美的统一。这一点一般的书法家就做不到了。”“书体形式能始终为其书写内容服务”说明了，毛泽东在熟练驾驭各种书体形式的基础上，其革命情怀和革命事业水**融，达到了纵横自如、心艺合一的化境。

　　五、毛泽东书法是革命觉悟与革命生涯相融合

　　毛泽东书法是革命觉悟与革命生涯的相融合。毛主席说过：“练习书法是很好的休息，是积极的消遣娱乐，也是养神、健脑的健身之法。”有时候，他把写字当做一种放松与休息。宋·欧阳修也曾提出“学书为乐”的思想，认为书法具有“乐其心”的作用，但这与毛主席所说的书法的娱乐放松功能，其思想境界有所不同。欧阳修在《试笔·学书为乐》有这样一段话：“苏子美尝言：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然能得此乐者甚稀，其不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笔砚纸墨，皆极精良”，这不过是封建文人士大夫的一种雅趣而已，与无产阶级革命家以俭朴为美还是有相当精神差距的。

　　毛泽东的秘书高智说过：“毛泽东很少用大纸写字，都是裁成小张宣纸置于案头，随手拈来，书写自由，因而他所使用的毛笔大多以狼毫中小楷为主，偶尔也用羊毫或兼毫，但绝少使用斗笔之类。而且所用的纸、墨、砚也是极为普通。他高超的书艺成就主要是通过长期刻苦磨练和不断研究实践得来的，并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毛泽东的纸墨笔砚从来都是极为普通、俭朴甚至粗陋的，这是与其俭朴的生活观念和习惯相一致的，但是这完全没有影响到他对书法的爱好和兴趣。这种对书法的爱好和兴趣，是一种由衷喜悦的情结，是一种超越物质的精神，是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又怎么能为笔墨纸砚是否精良所限制呢?唐·孙过庭《书谱》中说：“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这就是说，天时适合不如书写工具得心应手，书写工具得心应手不如拥有强烈的书写情感与志趣。毛泽东就是拥有强烈的书写情感与俭朴的生活志趣的大书法家，他的书法创作中革命精神的因素占有压倒一切的重要位置——是精神主宰物质而不是物质主宰精神，这真实而鲜明的体现了革命觉悟与革命生活的辩证统一。

　　结语：毛泽东书法是近现代中华民族革命精神的史诗

　　清·刘熙载《艺概·书概》中提出：“高韵深情，坚质浩气，缺一不可以为书”，“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高古的神韵，深厚的情感，坚强的品质，浩然的正气，这些是毛泽东书法向来所不曾缺乏的。若论士气，毛泽东书法更是全面突破了传统书家个人书卷气的局限，而上升为人民之气、国家之气与奋斗之气，使其个人的革命领袖之王气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正气、大气和勇气连为一体，合而为一。这就是为什么有评论家认为，欣赏毛泽东书法，就如同阅读近现代中华民族恢宏壮阔的革命精神史诗的根本原因。

　　对此，毛泽东书法文化联谊会会长朱栋材有这样一段经典总结：“毛泽东同志在奋斗求索的一生中的墨迹，与中华文化融为一体，满载着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军事等丰富的内容。毛泽东的手书既是一部思想史，又是一部党史、军事史、革命战争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在关键时刻、重大问题上，毛泽东同志都是亲笔起草文、电、社论或致函。他在自己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忙里抽暇，赋诗填词，为我们留下了又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在他博大的胸怀中，涌动着激越的情感，于是峥嵘岁月幻化成一支支摧枯拉朽的壮歌，战斗历程凝练作一首首震魂惊魄的史诗，鼓舞着千百万革命者勇往直前。”

　　习近平同志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鲁迅先生说，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国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毫无疑问，由那些有筋骨、有使命、有担当的文艺作品而建造起来，巍然耸立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里，一定有两根擎天之柱是绝不可缺少的，一根是毛泽东诗词，另一根就是毛泽东书法。因为它们书写和记录了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实践，彰显了中国人民的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坚定了中国人民的意志信念，鼓舞着中国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总之，毛泽东书法是近现代中华民族革命精神的史诗，是毛泽东革命精神的艺术再现，表现了他服务人民的革命之心，折射出他伟岸雄强的领袖人格。正如毛新宇将军所说：“有一句话我非常赞同，叫‘字如其人’。学习研究毛泽东书法，也是通过书法学习毛泽东的伟大思想和革命精神。我深信，毛泽东书法和其他中国文化一样，将会世代流传、永世不竭、万古流芳。”

（1）、军事战书，指毛泽东《论持久战》列为世界十大战书之一。

（2）参见胡学举《毛泽东与中国书法的发展方向》